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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晶报大家庭四十年特别报告

文章来源:admin 更新时间:2019/05/19

  

  一个国家的嬗变,举世公认;在我们生活、梦寻的深圳经济特区,一个落后的边陲农业县,神迹般进化为地球村一个闪亮辉煌的大都市,其中的敢闯敢创、智勇并进,已写在深圳成长的大章节中。

  具体到每个人,持续在场或者随时加入者,他们与一个城市、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关联,无不体现在生命历程的深度变化上。无需刻意地选择典型性人物,身边任何一位普通人,都是这个时代、这40年福利创造的参与者和享有者。这正是我们的一个小视角推出的《故事:晶报大家庭四十年特别报告》的缘起。

  对晶报财经新闻部主任廖杲来说,他也是在过了很多年之后,才知道“1978年12月18日”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多么重要的日子。那一天,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始日。

  “印象中,那年冬天的天气比较正常,和往常没有太多的不同。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当时的政治环境较此前已经有较大的改变。”1964年出生的廖杲,1978年还是一名武汉的初中生。“现在回想起来,我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印象深刻。”

  受在武钢上班的父母影响,廖杲从小就喜欢读书看报。当时“早熟”的他,已明显感觉到,社会上对待知识的态度和认知都在潜移默化地转变中:学校里老师上课也已转为注重传授知识,“假大空”的东西少了、淡了,“菜市场上的肉啊鱼啊蔬菜啊,都丰富起来了”。

  1978年12月18日-22日召开的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口号,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明确指出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是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

  回首1977年,中断了10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这不仅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尤为重要的是为中国在新时期及其后的发展和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后,1978年11月的一个冬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的形式,冒着巨大的风险按下红手印,将村集体土地“分田到户”,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改变了中国亿万农民命运。

  1978年7月,在改革开放前夜,当时主政广东的,到任广东后首次到基层调研,就来到惠阳地区的宝安县。通过实地调研,他感到广东具有快速发展的优势条件,并积极向中央争取,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最终促成了经济特区的创办。1979年1月,广东省委决定撤销宝安县,设立深圳市(县级)。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把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受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1979年11月26日,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宣布在广东建立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这一天,被称为“深圳特区生日”。12月10日,国务院又正式批准在福建成立厦门经济特区。1981年8月,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升格为副省级建制。1981年10月,广东省委决定恢复宝安县,辖深圳经济特区外原宝安县区域。

  “我那时在内地上学,从来没听说过‘深圳’。”1980年,当年17岁的晶报法治新闻部记者吴建升正在陕西户县就读高一,还不知道南方广东珠江口挨近香港的一小块地方,将是未来自己长期工作生活的城市,更不知道这里正在孕育着爆发一场至今仍未停息的世界城市建设史上的奇迹——成立和建设深圳经济特区。

  “深圳”这两个字,是后来才广为人知的。当时,国内外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中国还有这么一个地方,通往香港的“罗湖桥”,远比其出名。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还有许多国人不知道深圳的“圳”字怎么念,有的干脆读成“深川”。

  “听到中央要开发深圳的消息,我爷爷就想着调回家乡工作。”晶报综合办人事主管陈俐茵一家是地地道道的深圳大鹏布新村人,她爷爷当时在惠阳县担任组织部人事局局长,1981年调任宝安县政法委,办公地点就在现今的地王大厦后面。她感慨,如果没有当时爷爷一片建设家乡的热情,自己此后的人生或许也将全部改写。

  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前,位于深圳的蛇口半岛已经率先开发,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1979年1月31日,中央批复同意了建立蛇口工业区的请示。1979年7月8日,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正式破土动工。

  “开山第一炮”如同春雷炸响神州,让蛇口人从此言之骄傲,包括后来落户蛇口的晶报焦点新闻部副主任温文锋。1987年,尚在读高一的温文锋从揭西老家第一次来深圳,到蛇口工业区找在那里外企当文员的大姐,当时蛇口建设已初见规模。“那时在蛇口住了一段时间,最喜欢去的是上海轻工总汇,虽然只是2层楼,却是当时蛇口的商业中心。印象最深的是,觉得蛇口很干净,有琳琅满目的商品,其中包括老家买不到的波鞋。大姐给我买了一双,那时我的那种开心劲,成了我一生不可磨灭的记忆!”

  眼界就此被打开的小小少年,不知道自己16年后会长住蛇口,并且还会面对面采访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2003年11月的那次采访在蛇口进行,温文锋记忆中的袁庚慈祥而健谈。袁庚当时对晶报记者这样形容在蛇口引爆特区改革开放第一炮的意义:“1878年,爱迪生在门罗帕克实验室最初点亮的白炽灯只带来8分钟的光明,但是这8分钟却宣告了质的飞跃,世界因而很快变得一片辉煌。”——100年后的1979年,在蛇口率先传达的春天气息,引发万紫千红渐次开放。如今,每次带着两个孩子到深圳人才公园游玩的温文锋,也总要来到袁庚雕像前,跟孩子们讲述自己曾采访过的这位爷爷当年的传奇。

  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管”,蛇口工业区在改革开放初期开创了多项制度革新与观念革新。蛇口工业区被称为改革开放的“试管”,“试管”一词源自1986年袁庚在香港中文大学所作的演讲:他把蛇口比作“一根注入外来经济因素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试管”。蛇口工业区进行了诸多的变革:实行股份制;民主选举;报纸公开批评领导;住房商品化;工程招标;实行按劳分配的工资、奖金制度等。而这里最为国人熟知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从这里推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以及此后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和“敢为天下先”等影响全国的著名口号和理念。

  1982年,由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型标语牌,矗立在蛇口工业区最显眼处,并随即在国内引起了极大争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央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当时,国内许多人“左”的思想还很严重,经济观念和时间效率观念还很淡薄,耻于谈金钱。蛇口工业区在国内提出这句口号,无异于放了一颗小型的,振聋发聩,起了启蒙、催化、解放思想的作用。1984年,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对这一口号的巧妙肯定,使其响遍大江南北。

  蛇口两度和结缘:1984年1月26日,考察蛇口工业区,为蛇口明华轮旅游中心海上世界题字,并在此后挥笔题词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落款日期就是他离开深圳的日子;1992年1月23日,正在南方视察的,在从深圳蛇口码头准备登船前往珠海经济特区时,突然转过身子走回来,扬一下手,对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蛇口明华轮因此也成为国人到深必游之地,其中就包括晶报焦点新闻部记者林菲的父母。1985年,林菲的父母刚领了结婚证,到广东蜜月旅行。在深圳,夫妻俩就高高兴兴在提笔写下的“海上世界”招牌前,留下了一张新婚珍贵的合影。

  如今, 蛇口正在焕发新生,继续肩负新使命充当改革开放排头兵: 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广东(三大片区:广州南沙自贸区、深圳蛇口自贸区、珠海横琴自贸区)、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在功能定位方面,前海蛇口片区将依托深港深度合作,以国际化金融开放和创新为特色,重点发展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现代金融等高端服务业,建设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世界服务贸易重要基地和国际性枢纽港。

  成立之初的深圳经济特区,缺资金、缺物资,更缺参加建设的人。1983年9月15日,根据国务院、的命令,两万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改编为深圳市属建筑施工企业的职工,支援特区建设,并克服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承担了道路、桥梁、火车站、大厦等特区大部分重大项目的建设,在荒山野岭上移山填海、拓荒造城,成为深圳经济特区早期建设中名符其实的“拓荒牛”。其中就包括1983年开始建设、后来成为许多人的特区最初印象的“二线关”。作为入深的两万基建工程兵中的一员,晶报机关党委委员、党务主管、工会副主席郑春华当时仅22岁,来深之前,其所在的部队正在武汉参加建设工作。

  “1983年1月,我们乘火车抵达深圳,第一印象就是‘这是什么地方啊,怎么冬天还这么热’。刚来时住的是竹棚,条件非常艰苦。”郑春华所在部队参与建设了南头直升机场、白芒二线关边检站等项目。“刚来那年的9月,深圳迎来史上最强一场台风,当时我们正在南头直升机场的建设工地上,一个兄弟连队住的竹棚全部被刮倒了,我们连队的食堂也被刮跑了!”

  此后,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开放上海、天津、广州、大连等沿海14个城市的决定,掀起了中国新的改革开放热潮。国庆35周年典礼上,两辆分别代表深圳经济特区和蛇口工业区的彩车同时亮相,深圳经济特区进一步为国人所熟知,吸引一拨又一拨的全国英才涌入。“1986年,我外公和母亲从广州调入深圳,在活力宝公司工作。随后,母亲认识了为公司运货的我父亲,两人在此相恋、结婚并生下了我。”90后的晶报政务融媒体运营中心新媒体编辑袁颖彤笑说,是特区成立“孕育”出了自己。

  特区建立之初,“三天一层楼”让深圳特区名扬天下。1985年国贸大厦(全称: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正式竣工之后,曾长达数年为中国最高建筑,被称为“神州第一楼”,其主体工程建设速度创造的“三天一层楼”纪录,把中国建筑业从高层建筑推向了超高层建筑的新水平。“国贸大厦”由此成为“深圳速度”的代名词,成为深圳经济特区的一个历史象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后来,国人提到“深圳速度”,并不仅限于说建设国贸大厦,而是指速度很快、进展神速、超出常规的预期。

  标志着国贸大厦影响力达到顶峰的事件是:1992年1月20日,登上国贸大厦53层旋转餐厅,发表了关于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精辟论述,充分肯定“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上世纪90年代初,我随家人登上过国贸大厦顶部的旋转餐厅,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登上摩天大楼。当时,站在上面俯视深圳经济特区,感觉到处都是建设工地,热火朝天。”在深圳长大的晶报焦点新闻部记者王子键,记忆中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名声在外的国贸大厦是外地前来深圳的人必去的“景点”。

  在许多人眼中,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标志,就是不断涌现出来的高楼大厦。“那时候我在上小学,每天上学放学,都会经过一个工地,大人说以后是深圳最高楼,比国贸大厦还高。”深二代、晶报焦点新闻部摄影记者赖犁童年记忆中的这个工地,就是地王大厦,每天上下学经过,他都要抬头仰望,看看它又长到了多高。他并不知道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深圳速度”正在被刷新——缔造建设国贸大厦奇迹的中建三局一公司,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又承接了亚洲第一高楼深圳地王大厦的钢结构施工任务,在全国首先引进二氧化碳点焊机在超声波焊缝探伤和垂直度允许偏差等质量指标上远超业主和美国设计规范要求,仅用379天就优质高速完成了施工任务,最快时达到“两天半一个结构层”的新深圳速度,把中国建筑业从一般超高层推向了可与世界摩天大楼媲美的国际先进水平。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史长河中的深圳发展史,也是一部“第一高楼”不断长高的历史——

  1982年,高约130米(46层)的深圳电子大厦,是第一座中国人自己建设的高20层以上的建筑,不仅是当时全中国人的骄傲,也是深圳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

  1985年,高约160米、共53层(地下3层)的国贸大厦成为当时的深圳最高建筑物。

  1995年,高约383.95米,共69层的地王大厦(原名信兴广场)成为深圳最高楼,并且保持15年之久。

  直到2011年,高约441.8米、共100层的京基100大厦接过“深圳第一高楼”的称号。

  2015年,高约592.2米、共118层的平安国际金融中心又再度刷新深圳建筑的高度。

  深圳,是一座永远努力在刷新别人的高度,自己也“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的城市。根据近年发布的消息显示,目前深圳规划建设中,还有5座未来的“深圳最高建筑”:龙岗区680米的布吉塔和688米深港国际中心(位于大运新城),罗湖区蔡屋围739米的京基H700深圳塔、680米的晶都酒店旧改项目、830米的湖贝塔。

  没有文化的城市,不成其为城市。对深圳这样一个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诞生的新兴城市尤其如此。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市委市政府就把打造城市文化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不惜血本建设深圳博物馆(老馆)、深圳图书馆(老馆)、深圳大剧院、深圳体育中心、深圳大学等八大文体设施。特区成立以来,深圳曾有过两次文体设施建设高潮,除了这一次,另一次是2000年初以来陆续建设了深圳音乐厅、深圳图书馆新馆、深圳博物馆新馆、大运体育中心、深圳湾体育中心等设施。目前,深圳拥有大型文化设施约50个(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大型体育场馆21个(3000座位以上)。时至今日,深圳在着力完善城市文化功能、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上,还在继续对标一流,追求卓越:2018年12月刚刚举行的深圳重大文体设施规划新闻发布会,通报介绍了深圳规划建设“新十大文化设施”,提升改造“十大特色文化街区”,规划建设一批市级和区级重大文体设施的情况。

  回到1982年5月24日,《深圳特区报》正式创刊——从那时候起,深圳经济特区有了属于自己的报纸。

  晶报人廖杲回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他常在银川的学校图书馆看《深圳特区报》。他认为:“当时,《深圳特区报》对宣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也是从那时候对深圳这片改革热土开始有了感性认识。”

  深圳大学筹建时期,时任市领导有句名言:“当掉裤子也要把深大建起来。”当时市财政收入每年仅1亿多元,深圳市政府却毅然计划拨款5000万元建设深大。毕业于深圳大学的晶报社区新闻中心龙华新闻部记者张定平说,深大的建设,也是一种“深圳速度”:深圳市于1983年初提出建立深大的想法,5月就得到国务院正式批准,6、7月开始筹备招生,9月27日就在深圳戏院举行深圳大学的成立大会和开学典礼。

  30多年来,深圳大学培养了成千上万名学生。许多都留在深圳,扎根深圳,服务深圳,成为深圳的文化、教育、科技、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栋梁之材。最近党中央拟表彰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对象,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就是毕业于深圳大学的优秀学生代表。

  深圳,在上世纪80年代以“深圳速度”积累了自己的文化底蕴,甩掉了“文化沙漠”的帽子。很快,这座在改革中诞生的城市显现出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从80年代末开始,种种时尚、新潮、与国际接轨的生活方式渐渐融入中国人的日常,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深圳肇始,流向全国。

  1990年10月8日,中国内地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在深圳东门光华楼开业。今天看起来十分稀松平常的洋快餐,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可是十分“高大上”的事物。

  “对那天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排了很长很长的队。”晶报总编室App视频编辑陈鹏当时才5岁,家人带着他去新开的这家门店尝鲜。等位的队伍从餐厅二楼排到一楼,再绕着整个光华楼转了一圈。光华楼顶上那个硕大的“麦当劳叔叔”公仔,笑容可掬地俯瞰着这一切。那天经过长时间等候之后吃的猪柳蛋汉堡,此后也成了陈鹏一直以来心爱的食物。

  洋快餐很快风靡中国内地,无论你喜不喜欢,它终究成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建市之初的深圳,是一个基本上没有旅游资源的地方。但是,恐怕深圳人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在她进入生命的第二个十年时,却发展成了闻名全国的旅游胜地。

  “1989年初,我父亲在深圳工作,春节我和母亲、妹妹一起从安徽来深圳过年,记得是乘坐中巴从罗湖去蛇口的路上,我看到路边的山坡上有‘长城’,觉得非常惊讶。”晶报焦点新闻部副主任马骥远回忆说,父亲向他解释,这是正在兴建的深圳锦绣中华微缩景区,后来被称为主题公园。

  锦绣中华,是当时的香港中旅集团总经理马志民去荷兰参观“小人国”马杜罗丹时受到启发,产生了把中国的名山大川和人文古迹以微缩模型的形式集中展示。1989年11月22日,锦绣中华微缩景区建成开业,1990年,接待游客300万人次,纯利润5600万元,收回全部投资。这一崭新旅游业态的出现,使得深圳一跃成为全国热门旅游城市。

  1992年,同志视察深圳期间,参观了锦绣中华民俗村,并在“布达拉宫”下拍摄了一张全家福。接下来的几年,深圳大型主题公园相继面世。世界之窗、欢乐谷、明思克航母世界……国内外游客源源不断慕名而来。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深圳接待游客数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主题公园,也成为几代深圳人的集体生活记忆。

  而当时,如今年轻人最酷爱的电脑在线游戏,还远远没有雏形——1995年,深圳成为继北京、上海后第三个开通国际计算机互联网业务的城市。那时,晶报焦点新闻部记者王子键的父亲,特意托人从国外购买了两台电脑来办公,可是却招不到会用电脑的人,于是电脑成为了王子键和妹妹的“玩具”。一天,他们偷偷地将电脑接上电话线拨号上网,网速却十分慢,等他们喝完了一杯茶回到电脑前,一个网页还没打开。那时候的深圳人恐怕没有想到,短短20多年后,全市4G用户几乎覆盖所有常住人口,WLAN AP数达到9万个,全市重要公益性公共场所免费WLAN基本覆盖,上网更加便利;全市建设统一的移动惠民服务平台,市民可用手机查询或办理相关社保公积金等业务……深圳已经当之无愧成为中国“最互联网”的城市。

  改革开放初期,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经济特区勇于充当“试验田”,敢为天下先,在许多领域率先“破冰”,留下了许多“全国第一”。例如:在中国内地率先突破固定用工的传统体制,实行双向选择,确立了劳动合同制和配套制度;开创中国内地工程招投标先河;发行新中国第一张股票“深宝安”,诞生深圳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成立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率先探索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新路;成立中国内地第一家证券公司……

  这些“第一”的背后,是逐渐培养出一批批有现代化观念、时代前瞻意识、创新思维的深圳人:1985年,晶报法治新闻部记者陆洋的姑父张颖,成为深圳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南海酒店向内地招聘的首批培训干部之一,一到深圳,他和同事们就被送去香港进行了3个月的培训。在此之前,他只知道住宿环境好的饭店,一般都是政府机关的招待所,而那时他第一次接触到了“酒店管理”的概念,才知道原来服务也是要评级的;而在晶报社区新闻中心南山新闻部主任严佳颖眼中,最早认购“深发展”股票的姑妈,投资意识要强于同时代的大多数人:1987年5月,筹建中的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以自由认购的形式向社会公开发行普通股79.5万股,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只上市的金融股票,严佳颖的姑妈成为最早认购这支股票的股民之一。

  深圳当时还敲下中国内地土地使用权拍卖“第一槌”:1987年12月1日下午,能容纳700人的深圳会堂坐满了前来参加土地拍卖的人,占地8588平方米的东晓花园地块由当时直属于深圳市房地产管理局的深圳市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最高价夺标。当时,拍卖业已在内地中断多年,拍卖槌一时还找不到,最后使用的是由香港测量师协会赠送、专门从英国定制的枣红色拍卖槌。

  这次历史性的第一次土地拍卖,被外界视为中国内地土地使用正式进入市场经济轨道,“正式拉开了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序幕”,并推动了宪法修改,使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拍卖会结束后的1个月,广东省人大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对深圳实行有偿有期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及时以立法形式予以确认。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条款,将原来《宪法》中“禁止出租土地”的条款删去,明确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载入史册的,还有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深圳的股市风云。上世纪80年代末期,深圳多家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革。1989年9月8日,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起草并向深圳市政府上报了《关于筹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的报告》。1989年11月15日,深圳市政府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并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

  1990年夏天,一个刚从哈尔滨金融学院城市金融专业毕业的年轻人来到深圳。他就是现任晶报采编中心副主任的李宏文。

  “我是1990年9月7日入职交通银行深圳分行证券部。”时隔28年李宏文仍然记忆犹新,“当年11月,我就被派到(正在筹备的)深交所,参加出市代表培训班,我记得我们是第二批。”出市代表,用俗话表述,就是股市“红马甲”。

  当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宣告试营业。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家投入运作的证券交易所。当时,深交所还没有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正式同意建立的批复。这种“先出生后领证”的方式,真的很“深圳”。

  李宏文和第一、第二批培训班结业的同学们一起,成了深圳的第一批,也是新中国证券行业的第一批“红马甲”。

  2019年1月18日至3月1日期间,考生须持《2019年度卫生人才评价考试申报表》及相关的证件、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到各考点、报名点进行现场确认。

  1990年的深圳股市,还处在“老五股”时代(老五股:在深交所试营业之前,深发展、深万科、深金田、深安达以及深原野这5只已在深圳特区证券公司公开柜台上市交易的股票),市场投资热情高亢,股价接连飙涨。为抑制投机行为,深圳市政府推出涨停、跌停板制度。当年6月29日,规定限制涨停板为1%,跌停板为-5%。

  李宏文回忆,当时交易所每天一开门营业,就是乌泱泱一大群投资客排起长龙,等候签署股票买入委托合同。当时,深圳大批股民诞生,疯狂的股票燃起深圳人财富梦,证券公司的窗口似乎永远在排长队。晶报政务融媒体运营中心新媒体编辑袁颖彤的父母,也曾有过通宵排长队买股票的经历。当时的原始股必须抽签,抽中签了才能买,能买一千股,并且以上市股票公司的最低价格买,所以居然有人疯狂得借十张身份证去排队。

  “那时候的股票,可谓奇货可居。”李宏文说,“几乎没有人愿意抛售,渴望入手的人却很多,造成严重的供不应求。”

  如果有人抛售股票,签了委托合同的投资客就按签署时间顺序买入。但是,在那种疯狂的行情下,愿意抛售股票的人少之又少。

  初生的深圳股市,寄托着当时人们对财富的梦想。而深圳第一代股市“红马甲”,也成了当时社会上十分令人羡慕、瞩目的职业,人们想方设法与“红马甲”套近乎。李宏文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被人“送礼”,是一位朋友为了从他口中打探“内部消息”,送给他一部当时十分贵重的BP机。当然,出于交易所的纪律,李宏文把BP机退回了。

  本着“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精神建立起来的深圳证券市场,经历了初创时期的艰难探索,以及“姓社姓资”的争论,在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终于明确了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从而甩掉了观念的桎梏。虽然也经历了1991年的股价波动和1992年的“8·10”风波,但深圳股市终究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半壁江山”。

  “那几年做证券给我最深刻的感受是:深圳这座城市,了不得!”李宏文说,从那时起,深圳就成了这位北京人的人生主场。

  深圳这座在改革开放中诞生的城市,经过十年艰苦创业,到上世纪80年代末,已迅速从一个边陲农业县发展成为一个各项设施比较齐全、经济昌盛、市场繁荣、内外经济交流十分活跃的现代化城市。也正是经历了这个不平凡的十年之后,深圳乃至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来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暗流涌动的严峻考验。1992年初,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系统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要求广东、深圳改革开放迈出更大的步伐,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超亚洲“四小龙”。

  以南方谈话和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掀起新一轮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热潮。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先行地,深圳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姿态和作为,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对深圳来说,自我革命的时间又一次开始了。很多人的深圳时间,也在这一年开始。

  

  “1992年,对深圳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对我来说也是非同寻常的一年。”晶报广告中心房地产部主任伍晓全当时刚毕业不久,在云南老家实习了半年,因为有同学的姐姐嫁到了沙头角,就跟着同学一起来深圳玩。就在玩得差不多准备返程时,同学突然问他,开业不久的中国民俗文化村正在招人,愿不愿意留在深圳工作?

  伍晓全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前往应聘,没成想就被录取了。报到没多久,1992年1月21日,锦绣中华民俗村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正在傣族村寨附近的民俗艺术部上班的伍晓全,看到一辆电瓶车上坐着一位面容慈祥、精神矍铄的老人。“我马上就认出来了,那是同志!”伍晓全说,小平同志和家人一起,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

  不过,对于那次同志来深圳的意义,伍晓全是后来才感受到的。“感觉从1992年开始,来深圳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全国优秀的人才都争着涌向深圳。”

  1992年,还是个大学生的现任晶报编委姚宇铭,时常接到来自深圳的信,他在深圳读书的初中老同学信里跟他描述,深圳充满活力,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每个来这里拼搏的人都怀抱着信心和梦想。1993年,受到感染的姚宇铭,通过这位初中同学的介绍,来到了深圳特区报实习,开始了人生自那至今的媒体生涯。也是在1992年,晶报视觉部美术编辑蒋南松,成为全国涌向深圳的“人才大军”中的一员。那年,他辞掉了在贵州音像出版社的工作,应聘来到《深圳青年》杂志社,正式成为一名特区新闻出版工作者。时隔26年,仍然让蒋南松难以忘怀的,是当年特区人做事业的干劲和氛围。

  1991年5月,佳宁娜友谊广场举行奠基仪式,蒋南松负责现场美术设计。“主办方要求做一块200多平方米的背景板,搁现在很容易,放在当时就是件了不起的事,全靠用手画,带上三五兄弟,赤膊上阵,用了100多块2440×1220毫米的夹板,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圆满完成!”蒋南松说,这几乎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块背景板了,第一个“大单”的成功,让他对自己在深圳的立足和发展充满信心,也对深圳充满信心。

  那些年,一些过去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情,不断在深圳上演,诠释着什么叫做“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993年,《深圳青年》杂志主办了新中国第一场文稿拍卖会,蒋南松负责会场美术设计和拍照。当时的著名演员刘晓庆带着自传《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参加竞价;刘心武、莫言、张洁等一大批“大腕”作家,前来深圳公开竞价。最终,刘晓庆的书稿拍出了108万元,在当时堪称“天价”,引起不小轰动。

  这些现象级的创举通过媒体的报道,让深圳成为越来越多有志创业的年轻人向往的地方。“那几年,听到很多人说,是看了我们杂志(《深圳青年》)之后下定决心来深圳发展的。”蒋南松说。

  1992年之后的深圳,又一次成为有志之士的创业热土,集聚了中国的青春与活力。此后几年,深圳的改革发展快马加鞭,连创新高。统计资料显示,1995年与1990年相比,深圳生产总值翻了两番,由171.67亿元增加到796亿元,年均递增30.4%;出口贸易总额由29.96亿美元增加到205.27亿美元,按可比口径年均递增20.3%,自1993年起连续三年居各大城市之首;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由21.70亿元增加到88.02亿元,年均递增39.1%。深圳正逐渐成长为中国巨轮驶向21世纪的强劲动力,在热潮中勇立潮头,狂飙突进。

  1996年,“深圳市青少年义务社会工作者联合会”更名为“深圳市义务工作者(志愿者)联合会”。在此之前,成立于1990年6月6日的“深圳市青少年义务社会工作者联合会”,是中国内地第一个义务工作团体。

  “我表哥是深圳最早的一批义工之一!”晶报综合办公室专员黎莹说,表哥刘波18岁高中毕业来深工作,当时的外来务工人员一到晚上,大多会去大家乐舞台唱唱歌消磨时光。1996年,刚成立不久的深圳市义工联,在大家乐舞台设立宣传栏。“表哥当时对义工并不理解,只是觉得帮助别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于是就报了名参加了。”黎莹说。

  刘波参加了深圳市义工联“希望之光”小组,负责去医院照顾在深圳无亲无故的危重病人,让他们在人生的最后时光感受到深圳的温情和关怀;后来,又组织义工帮扶困难户家庭。20多年如一日的义工生涯,让这位外来人与深圳融合在一起。深圳也给了这位资深义工崇高的礼遇。2008年、2010年、2011年,他先后成为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的火炬手。黎莹说,通过逢年过节回老家听表哥的讲述,深圳这座城市的温情和温度,也深深地印刻在她幼小的心灵上。这也促使她2008年大学毕业来到晶报工作,成为这个从小向往的城市的一员。

  今天的深圳,无疑是中国义工文化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注册义工人数达135万人,几乎占深圳常住人口的10%。他们中间涌现了丛飞、孙影等感动中国的义工。深圳,诞生了中国内地第一个义工法人社团,全国第一个义工服务“市长奖”,第一例眼角膜捐献志愿者、深圳公益慈善事业年均捐赠额超过20亿元;深圳人无偿献血、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器官捐献数量多年位居国内前列。“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义工文化,早已成为深圳人的一种城市文化自觉,也成为中国公益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993年8月1日,深圳体育场落成。当时或许没有人想到,这里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会成为很多从五湖四海来到深圳的人,一起为深圳的荣誉摇旗呐喊的地方——1994年,深圳足球俱乐部成立,深圳有了自己的“主队”。1995年,深圳足球队在当年全国足球甲B联赛中,成功冲入甲A。从1996年起,深圳有了自己的顶级联赛主场。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来深圳了,小学上的是布心小学,初中在教院附中。”晶报体育新闻部编辑李一凡说,自己从小就喜欢足球。深足升上甲A之后,正在上初中的李一凡就经常来到深圳体育场,观看深足的主场比赛。“虽然学校里,老师经常教育我们说,我们是深圳人,要热爱这座城市,听了不一定有什么感觉。但是当你在体育场里跟几万人一起给深圳队呐喊助威,那种身为‘深圳人’的荣誉感,胜过任何说教。”李一凡说。

  20多年来,深足与中国足球一道几经浮沉,曾经登上中超王座,也曾跌入降级深渊。但是,像李一凡一样,无数人在为深圳足球呐喊助威之中,把深圳真正作为了自己的人生主场。

  “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入选“深圳十大观念”之一的金句在深圳耳熟能详。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深圳人”很少有人挂在嘴上。对一个由五湖四海建设者组成的移民城市来说,人们对家乡的眷念,会不由自主地从“我是哪里人”句式中脱口表达。深圳人的自觉与认同,是逐渐建立的:当城市达到一定规模,有了共同生活的场域和时空之后,他们会寻求自我认同——

  当他们聚集在义工的旗帜下,以助人、奉献为乐时,“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成了他们共同的情怀。

  当他们聚集在深圳体育场的看台上,为深圳足球队加油助威时,他们有了共同的城市荣誉感。

  1997年2月20日清晨,电视机、收音机里传来低沉的哀乐——同志于2月19日晚间逝世。

  深圳人民陷入悲痛之中。在深南大道上的巨幅画像前,很多市民、企业人士自发地献花圈、默哀,悼念,一连数日人山人海,交通一时为之堵塞,花圈和鲜花堆积如山。城管部门在深夜将花全部运走,次日一早,市民摆放的花圈又堆满了石阶……很多单位也自发开展悼念活动。那一年还在上幼儿园的晶报法治新闻部记者陆洋,至今还记得自己和同学在老师组织下亲手做了小白花,系在学校礼堂悼念爷爷会场的一棵松树上。

  小平已逝,但在深圳人心中他并没有离开。仙湖植物园,他手植的高山榕枝繁叶茂,亭亭如盖,成为深圳一景。“小时候一家人经常去仙湖游玩,小平爷爷手植的榕树和我同龄,是我的童年记忆,也见证了我的成长。”生于1992年的晶报政务融媒体运营中心新媒体编辑庄慧瑶说。

  2000年11月14日,雕像在莲花山落成。如今,每天前来瞻仰像和敬献鲜花的人流常年不断,近年来更是在深圳评选的“十大文化名片”中,以110多万的票数高票入选“名片”榜首。这座雕像也见证了很多深圳人的成长,晶报政务融媒体运营中心新媒体编辑梁裕欣就是其中的一位。在雕像落成次年的“七一”,作为学校优秀少先队员代表的梁裕欣,前去敬献花圈;几年后,即将加入共青团的梁裕欣,又再次来到雕像前庄严宣誓。

  小平雕像目视着的前方是香港,他生前曾表达“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上世纪90年代,民谣歌手艾敬那首唱着“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的《我的1997》家喻户晓,朗朗上口的歌词提醒着中国人,1997年就要到了。这一年的7月1日,中国政府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身为香港邻居的深圳人,对此更是有着一份与有荣焉的期盼。很多深圳人在香港有亲人;很多深圳人因为看TVB学会了一口港式粤语;很多深圳人往南边一抬头就能看到香港的山和海……

  1996年1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建完毕,基地就设在深圳。1997年6月1日,后来定居深圳的中国台湾特技演员柯受良驾车在壶口瀑布飞越黄河,为即将到来的香港回归祖国献礼,把全国“迎回归”气氛推向高潮。

  从1997年6月30日晚上,到7月1日清晨,是深圳人的不眠之夜,也是很多深圳人终身难忘的一个夜晚。

  那一夜,20多万深圳市民走上街头,欢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进驻香港。“那天晚上8点多钟,我和同学们到了深南大道画像那一带。”晶报人陈俐茵此时是园东小学(现园岭实验小学)的一名六年级学生,正和同学们一起戴着红领巾,挥舞着国旗,整齐列队站在深南大道两侧。这一站就是一夜。但是20多年后陈俐茵的回忆里,记不得“累”,只记得满满的激动。

  凌晨零点零分,香港会展中心新翼,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现场,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准时升起。天上开始飘落雨滴,很快雨势越来越大。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在这雨水的冲刷之中一去不复返。

  “我们没有带雨衣和雨伞。”陈俐茵说,那时候没人在意雨水打湿自己,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边唱歌一边喊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的口号,不亦乐乎。

  7月1日凌晨,驻港部队向香港开进。官兵们身着97式新式军服,佩戴紫荆花臂章,全副武装,乘坐着一台台军车,从部队营区向口岸进发。一路上歌如潮、花似海。街道两侧花团锦簇,欢送的人群手持彩旗和鲜花,欢呼雀跃,欢乐的歌声响彻云霄。那一刻,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咿呀学语的孩子,每个人眼里都饱含着激动和幸福的泪珠。陈俐茵和同学们难以抑制也无需抑制兴奋的心情,用力挥舞手中的旗帜,用欢呼向解放军叔叔致敬,驻港部队官兵整齐地在军车上列队,向他们回敬军礼。清晨5点45分,驻港部队进抵皇岗口岸,6点跨过深港边界,向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发。此时,在皇岗口岸守候一夜的深圳人欢声雷动,当时在荔园小学读书的晶报人陈鹏也在其中。“官兵们站在军车上,任凭豆大的雨点打在身上,手握钢枪,没有一个人伸手去擦脸上的雨水和汗水,每一个战士身上都展现着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这个场面永久印刻在陈鹏的脑海中。

  经历了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深圳人,都对香港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愫。而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也逐渐成为深圳人生活空间的一部分。

  2003年8月,深圳成为第二批开放香港“个人游”的城市之一。“当时我正在上小学六年级,听父亲说一家人马上要去香港玩,兴奋极了。”晶报政务融媒体运营中心新媒体编辑钟怡舒回忆说。他们一家四口包了车从皇岗口岸过关,一路地铁、巴士,当TVB剧中无数次相见的维多利亚港出现在眼前时,钟怡舒一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去香港”此后成为长大的钟怡舒生活中的日常。少女时代,去香港时总梦想着能不能偶遇到喜欢的明星;2010年上大学后,香港成为逛街购物休闲的后花园,似乎总能在香港淘到新奇又实惠的东西。如今,香港机场又成了她假期出游的航班始发站。“有香港这样一个邻居,让深圳人引以为豪,也正因为有这样的邻居的影响,深圳也变得越来越好。”钟怡舒说。

  香港回归20余年,一条短短的深圳河,早已无法阻挡深港两地的深度连结。那年7月,5岁的深圳男孩黄展鹏跟家人一起登上了当时深圳最高的地王大厦,特意眺望了刚刚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2017年,来到晶报工作的他,成为晶报负责运营的“港情深声”微信公号的一名编辑,因工作关系每个月都要去香港几次。每次到香港,他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5岁那年,自己对香港的第一次眺望。

  回过头看,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第三个10年时的深圳,正在酝酿一个影响深圳未来的盛会:高交会。

  1998年,深圳市派出的一支考察团来到大连,当时那里正在办“国际服装节”,现场热闹的情景,顿时触发了深圳人的灵感:咱深圳也办个跟经济特区地位匹配的盛会,如何?最终,主要领导拍板,把一年一度的深圳“荔枝节”,今后改为“科技节”。

  这一年,国务院新闻办在京召开记者招待会发布: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定期在深圳市举办,每年举办一次,首届“高交会”定于1999年10月举行。第一届高交会,时任国务院总理来深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让当时在深圳特区报当记者的现任晶报副总编辑林航印象深刻的是,参展项目中,有许多令人目不暇接的国际水平的“新型技术”。看到刚从新加坡回来的邓国顺带来的拇指般大小的优盘,林航就在那儿琢磨,这些科技产品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呢,它们又将带来怎样的经济效益?

  至今,第一届高交会上曾展出的两个产品,已成为历史传奇。除了林航看到的优盘,还有一个就是QQ。1999年,创立腾讯才一年的瘦高瘦高的马化腾,拿着改了66个版本、20多页的商业计划书跑遍首届高交会各展馆,为腾讯拉回第一笔风险投资220万美元。2015年,站在香港大学意气风发演讲的马化腾,说起最初开发QQ时因聊天的人不多,当时的小马哥还常把自己的QQ头像换成美女,跟网友QQ聊天“增强产品活跃度”。

  而由邓国顺、成晓华发明的拇指大小的“小玩艺”,使邓国顺所在的展区爆棚,两天内,他们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参观者、洽谈者,展区电话几乎被打爆。这个世界首款USB快闪电子盘,存贮容量是市面流行的3.5寸软盘的10倍,且即插即用。

  10年后,马化腾跻身“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百人榜”之列,而邓国顺则成为深圳经济特区30年杰出创新人物之一。此后白云苍狗,世间风云变幻。20年过去的今天,马化腾作为中国盛极一时的“互联网+”概念的重要推手之一,他和其企鹅帝国已成中国传奇。而邓国顺和他创立的朗科科技,在全球开创了一个崭新的闪存盘行业,本人还曾获国务院授予特殊津贴奖励。2010年,朗科在深交所成功上市,邓国顺持有股价值超6亿。令人唏嘘的是,此后不到9 个月,邓国顺就“因个人原因”卸下坚守11年的职务,成为创业板上市公司中首例辞职的董事长。

  腾讯的创业故事,让高交会上的创客们和市民都津津乐道。但一开始,高交会还是一个不对普通市民开放的专业展会。至今已8次承担高交会报道工作的晶报焦点新闻部记者王子键,还清楚记得,1999年,还是孩子的他,牵着妈妈的手,指着首届高交会举办的地方说,“妈妈,我想进去看。”

  孩童时候的他,当时没有想到,此后他与高交会的缘分,会在12年后以另一种方式继续至今,并成长为深圳报业集团“三名工程”中的一名名记。每次采访报道高交会,王子键最希望捕捉到的就是:谁,将会成为下一个马化腾?

  从1999年到2008年,历经十届的高交会规模不断扩大,国际化和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馆址也从临时的高交会馆转到面积更大的深圳会展中心,成为中国规模最大、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中国科技第一展”。第一届高交会,号称交易面达1459项,约64.94亿美元。时至今日,20岁的高交会,已经不需要靠成交额来“壮我声威”。事实上,从第六届开始,高交会就已不再发布成交额。比数字更重要的,是每一届高交会上活跃着的一批批创客们,正成为驱动深圳这座城市永远年轻、永远躁动的关键因子。

  从高交会到文博会,深圳再次引领时代的浪潮—— 2004年11月18日,首届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在“高交会”展览中心举行。展览会上,圆明园国宝展上展出的兽头,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这是国内举办的第一个综合性、专业化、国际性的文化产业博览会,也是继高交会之后,在深圳举办的又一个常设性国家级大型展会。这一年,广东省社科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003年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综合竞争力”排名情况,珠三角地区深圳市名列第一。

  “文化+科技”,又让深圳孕育诞生出华强这样的企业—— 这家最早从韶关一个偏僻的山沟里搬来的省属国企,曾守着华强三洋电子产品、榨糖造纸生产一条龙产业,及占有中国电子行业市场举足轻重地位的华强电子市场这样三只会生蛋的金鸡吃喝不愁。但从以传统的电子制造业为主业,到以文化科技为核心的创意产业,这家上市公司却自觉地进行艰苦转型,文化科技产业主题公园整体输出伊朗、乌克兰、南非,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能够整体输出主题公园的国家,华强成为世界品牌。

  在深圳,不管是华为、腾讯、万科等名企,还是各类在“双创”新生态下追逐梦想茁壮成长的中小型企业,你都不难发现这样不断自我超越、创新发展的成长身影。到2017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4.13%,接近全球最高的韩国、以色列水平;PCT国际专利2.04万件,占全国的43.1%,连续14年居全国城市第1位;2017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32.8%,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

  深圳一路高歌猛进。2001年,第十个五年规划开篇,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带建设全面启动。这一年的9月13日,国家科技部向深圳市政府发来复函,同意深圳根据全市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加快建设深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区(带)。这标志着,规划中的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带已正式跻身“国家级”行列。

  就在这一年的8月1日,由深圳特区报业集团(2002年与深圳商报社合并组建深圳报业集团)创办的日报《晶报》面世。

  这份报纸,从一出生就自带光芒。此后一年的《晶报》1周岁生日,时任晶报总编辑,现任深圳报业集团党组书记、社长陈寅,曾撰文写下一篇激情四射的致读者辞,回顾了这一年的创刊之路——

  那孩子从东方来,身披阳光,一路蹒跚着,他来寻找你们,他知道你们是他的亲人。

  我们从生命呱呱坠地,从启程远征的第一天开始,每一个早晨和夜晚都怀揣着梦想和疑惑: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能否在报业争锋、报道趋同的年代“杀出一条血路”?能否成为一支突出重围的异军?

  有人说,我们更像是一支“青年近卫军”。的确,在创业的旗帜下,集结着90名平均年龄只有30岁的年轻晶报人。我们每天跋涉着,穿行在你步行、乘车、驾车、骑车经过的大街小巷,从寻常百姓的喜怒哀乐中发现生活的真实和可爱,在这座日新月异的花园城市中捕捉美,赞颂美好的一切,并对玷污她的所有丑行予以迎头痛击。我们用朴素的语言来记录我们这个都市最平凡的感动,用清亮的版面来反映我们身边和世界发生的故事及其细节。古老的方块汉字和会说话的图像集合成雷霆万钧、异彩纷呈的矩阵方队,实现激情和理性的谐调。每天清晨,我们的报纸带着你的期许与你相见,辉映着你生动的脸,温暖着你们的内心。

  ——十多年前的这段文字,至今回味依然让人热血澎湃。晶报如同中国报业的一支异军,初创问世石破天惊:

  9月12日,晶报强势推出特别报道《美利坚被炸》,整份报纸几乎所有版面只对“9·11”事件进行集束式报道,这在新中国报业史上绝无仅有,晶报当日零售量也突破4.5万份。

  创刊初始,晶报推出系列报道《触目私宰生猪》,社会反响强烈并引起深圳市政府高度重视,时任副市长王穗明批示:“一定要根治私宰猪”。连同此后的聚焦“黑气封村”、公共服务该由谁买单、踢爆黑诊所等系列报道,晶报不断推动深圳有关政策法规的变革,“阳光媒体,非常新闻”的办报理念也逐渐深入深圳市民民心。

  晶报一举成名。在深圳同类报纸的市场上,这份“穿牛仔裤的党报”发行量一度长时间遥遥领先,至今保持着深圳最好的报纸发行记录。与此同时,四面八方的报界人才、应届生、留学生纷拥沓来加盟,不少原来在内地当着报社副总、主任的,来了就从普普通通的记者编辑做起,体验着创刊初期每天清晨起床拼到隔天凌晨两三点的劳累,却甘之如饴。2002年的时候,如今的晶报编委侯晓清,当时辞去内地省报时事部主任的工作,来到晶报当一名普通的时事编辑。当时,正是“房屋是商品”的观念从深圳走向全国的时候,但是他原先的单位还在按资历排除分房,工作的单身汉只能住单位的宿舍,几个人一间,结了婚才有可能会分到一个单间,但厕所是公用的,炒菜做饭在走廊上,生活极为不便。用他的话来说,可能一个高学历的职工还比不上一个职工子弟容易排到好房子。来深工作第二年,侯晓清便付清了购买一套深圳四房一厅商品房的首期——当然,那时候深圳普通的商品房,是四千多元一平方米。

  加快推进污水治理和再生水利用工作,加大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和污水收集管线建设力度,加强城镇排水与污水收集管网的日常养护工作,统筹河道里、河岸上,地表水、地下水污染治理。全面排查镇(街道)内各类水污染源排污情况,禁止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及其他环境敏感区域新建水产养殖场,坚决清理整治船舶码头污染,加强监督管理和综合防治。围绕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污水全收集、全处理的“三全目标”,加快推进污水处理、再生水利用、水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和管理。加大农业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力度,积极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大力推广使用防虫网、诱虫板、杀虫灯、性诱剂等绿色防控技术,全面推广科学施肥技术,引导农民施用有机肥,加快实现水肥一体化利用,有效提高化肥农药利用率。有序退出河湖管理保护范围内的农业种植、畜禽养殖。加强农村生活垃圾收集处理工作,严格落实“户分类、村(社区)收集、镇(街道)转运、区处理”的工作要求。严格治理垃圾渗滤液污染,保护地下水安全。加大雨污分流管线建设力度,提高初期雨水处理能力,城镇新建城区严格实行雨污分流。为控制面源污染,保护永定河水质,规划雨水管道不直接接入永定河。系统梳理现状雨水管道,对于已接入永定河的现状雨水管道进行逐步改造。加强环境卫生作业,有效减少进入城乡排水系统的污染物。

  这种挤着进晶报的氛围,当时也感染了不少应届毕业生。深圳报业集团2002年来了个北大研究生毕业分配的小伙子,集团人事处征询他的工作单位意见,他就一句话,“我就想去晶报工作”。那些年,在深圳不少的名企业、名单位,你经常能听到求职者上门自荐时这样类似的表述。

  这一年,深圳市外贸出口全年已经累计达374.53亿美元,外贸出口总额连续第九年在全国大中城市中位居首位。也就是从这一年的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

  中国自1986年申请重返关贸总协定以来,为复关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此时已进行了长达15年的努力。此后的10年,中国经济发展迅猛,2001年中国人均GDP是8622元,此后十年间GDP年均增长10.5%。

  是其时,正是美国经济放缓,世界经济出现衰退的时候。特别是美国“9·11”事件后,全球经济转向黯淡,给中国的外贸出口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然而,中国的入世,却有助于克服世界经济衰退和不稳定所带来的困难。再加上当时中国经济保持着7%左右的增长,成为全球最稳定的国家和世界经济少有的亮点,大量投资者都看好中国,中国入世后,中国因人口红利带来经济的飞速增长。深圳也如开了挂一般地发展,深圳港口运输业不仅成为入世后深圳最先和最直接受益的行业之一,而且开始步入一个高速增长期。

  WTO让深圳人不再“怯生”。2002年5月,深圳一家房地产企业邀请缷任不久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来深圳演讲,成为中国民企的一大“壮举”。克林顿当时演讲的就是跟WTO有关的话题,他现场感言“感受到深圳的成功”,为中国的成功喝彩,并自述曾积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所作的努力。如今已退休的晶报记者李遥音当时在现场采访时,曾眼尖地发现,克林顿特意跟当时在职的晶报美女摄影记者曹红握了握手,说了声“你好”和“谢谢”。

  有趣的是,由于当时晶报“名头太盛”,深圳地税部门有位干部看了晶报报道后,随即想到克林顿演讲收入要依法跟踪征税,并在报纸上作了批示,后来,组织方代克林顿向深圳税务部门缴纳了其演讲所得个人所得税38.66万元。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许多发达国家纷纷把制造业向中国转移。深圳制定了积极的外贸政策,“水涨船高”,远洋贸易出口的大增,为深圳港口带来了一片繁荣。到2017年,深圳外贸出口已连续高居全国首位,实现25连冠。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深圳制造创品牌,机遇与挑战并存。深圳2007年发布的白皮书提出,深圳从一个工业产值只有7000多万元的工业基础薄弱城市发展成为工业总产值超万亿元的工业强市,从技术角度看,深圳企业已经完全具备了“创名牌”的生产技术、产业配套以及经济能力。此时,深圳在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外设、数字视听、平板显示、软件、生物医药、黄金珠宝、服装和钟表等领域所拥有的中国名牌产品和广东省名牌产品数量均超过深圳全部名牌产品数量的一半,在这些领域已经拥有一定的名牌产品集聚优势。在同类产品市场上,深圳在研发、技术、设计、产品更新、宣传推广等方面也表现出市场领导者的姿态,具备了一定的整体优势和市场号召力。

  更重要的是,深圳形成的日益完善的自主创新体系,为促进企业做品牌创名牌提供了强大的支撑。深圳制造创品牌也面临着国外知名品牌大量涌进等挑战。截至2006年,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00多家在中国投资,在中国设立的研发机构达到了400多家。伴随着中国WTO保护期结束和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剧,国外知名品牌大量涌进国内市场,大举抢占中国消费市场。国内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在国内市场上参与国际化竞争的特点更加突出。

  事实上,早在“深圳速度”广为人知的同时,深圳就已经开始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了。1984年11月,深圳市政府部门就强调,“深圳特区工业发展进入新阶段”,提出“努力吸引世界新技术革命成果,致力于开发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的新产品”。1985年7月30日,由深圳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合办的深圳科技工业园奠基,这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科技工业园区。1996年9月,成立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是国家“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六家试点园区之一。如今,这些科技园区所在的深圳市南山区,已成长为“中国硅谷”。腾讯、大疆、光峰光电……伴随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一个个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从这里生长壮大,迈向全球市场。到2017年,南山实现生产总值4601.5亿元,总量居全国区(县)前列、广东省第一,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的1/4,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4.82%。

  改革开放的航程,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每当历史紧要关头,广东都会得到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1992年春,视察广东等地并发表著名的南方谈线年春,在广东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3年春,在广东提出科学发展的思想。党的理论创新与广东实践息息相关,引领广东改革开放增创新优势,率先转入科学发展轨道。

  特区行进的过程中,民间也一直对特区深圳前途进行着思考与讨论。在深圳,民间有过几场令人难忘的争论:1983年,蛇口工业区管委会推行直选改革,在全国引发一场大争论;1988年1月13日,深圳蛇口招商局大厦里,青年思想教育家与蛇口青年的即兴对话,演变成搅动中国的“蛇口风波”;1993年的深圳,正处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政策优势的不再,让有些深圳人产生“走向边缘”的危机感;2002年,有网友提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话题,一度把深圳置于舆论中心。16年后回首,深圳没有“被抛弃”,反而激流勇进,一路凯歌。人才在不断涌进,总部经济在不断累积。

  不仅仅是高新技术产业,要争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的特区,在进入特区第三个十年之际,已是全国金融品种最齐全、金融服务质量较高、金融电子化水平最领先的地区;开辟出中国第一条环球集装箱远洋航线的深圳,此时也已经成为世界第四、中国第二大港,深圳以海港、空港为发展龙头,并借助配套的高速铁路和公路形成的陆海空立体交通网络,以及对外口岸,基本实现了联通世界的梦想。城市交通坐上了快速车——2004年12月28日,深圳地铁一期工程正式开通试运营,深圳市民快乐“尝鲜”。

  深圳是中国内地继北京、上海、广州之后第四个拥有地铁的城市。当时,晶报视频部主管姜梦诗还在深中读高一,放学了特意和同学“尝鲜”搭地铁去罗湖书城买书,原本从学校到罗湖书城,搭公交车需要15分钟,但坐上地铁,只有一个站的距离,她们还没来得及细细感受地铁飞快的速度,2分钟后就到站了。

  作为中国商业对外开放的试点城市之一,深圳成为了国际零售巨头沃尔玛登陆中国的第一站,随后家乐福、好又多、麦德龙、百安居、宜家、迪卡侬等外资先后登陆深圳,使深圳的商业企业较早与外商零售企业正面交锋。伴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成长,深圳民营经济也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式发展历程。

  2007年,深圳经济总量达6765.41亿元,GDP比上年增长14.7%,人均GDP为10628美元,成为全国首个人均GDP超一万美元的城市。在此之前的2006年,深圳还有一个似乎是超越了历史脚步的《改革创新促进条例》出台。通常,国家公职人员出现重大工作失误往往要被追究责任,而改革创新促进条例为风险性项目的改革者“网开一面”,提出改革有功受奖、阻挠改革追责,并规定,改革创新工作未达到预期效果,但改革创新方案制定和实施程序符合有关规定,未牟私利和恶意串通,未损害公共利益的,免予追责。

  在几年后的深圳十大观念评选中,“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正式入选。从一座追求速度和创新精神城市这一对待失败的态度,更能感知这座城市包容的力量。有感于此,评选活动组织者之一的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晶报现任总编辑胡洪侠,就曾想让记者做这么一组特殊的深圳人故事:就讲讲他们是如何创新和遭遇失败,却“屡败屡战”的。胡洪侠难忘的一个印象是,深圳十大观念评选的座谈会上,有学者如斯感言:“评选过程本身,就是深圳改革开放的成果。”

  之于深圳,38年荆棘路,一个边陲农业县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化城市,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和排头兵,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等多项奇迹。而深圳在改革开放实践中迸发出的理念,成为这座年轻城市乃至全中国在改革开放道路上坚定不移奋勇前行的重要精神力量:“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敢为天下先”;“来了,就是深圳人”;“实现市民文化权利”;“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深圳十大观念”,成为读懂深圳的解锁密码,飘扬在深圳上空的十大创新旗帜。这些简短的文字,浓缩着深圳人对走向改革开放的共同历史记忆,也深刻启示着,“要发展,首先就要转变观念。任何个人、任何地方、任何国家,要实现发展进步,都必须从解放思想开始,都必须以转变观念为起点。”

  2008年5月8日中午12点,悉尼奥运会体操冠军肖俊峰成为了奥运火炬在深圳传递的第一棒。这趟接力的行程有41.6公里,经过华侨城、深圳大学、红树林、地王大厦、画像广场、拓荒牛雕塑等地标性建筑和景点,浓缩了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与成就。

  那一天天气很好,街道两边的人群围了一圈又一圈,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兴奋和激动的笑容,翘首以盼圣火传递队伍的到来。

  晶报校对组长王建交那时是罗湖东湖街道文体站的一名文体专干兼站长助理,当时站在拥挤的人群中的他,配合组织街道员工一起参与迎接奥运火炬传递的活动。“当护送火炬的安保队伍到来时,人群都沸腾了,大家都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喊着整齐的口号‘中国加油,北京加油’。”那一刻的奋力欢呼,至今仍然回响在王建交的耳边,也激荡在所有中国人的记忆里。

  在此之前的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那天, 当“北京”两个字从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口中发出,或许是幸福来得太过突然,还在深圳特区报工作的现任晶报编委姚宇铭激动的欢呼涌到嘴边,却变成了声声不成调的呐喊,有点类似于多年以后黄健翔体育解说时“灵魂附体”的体验。心潮澎湃的他,随即写下《不眠的夜晚》记录这一刻。

  这个不眠夜在7年后的8月8日再次出现。当亿万中国人透过电视荧屏,看到北京上空绽放的绚烂烟火,看到熊熊燃烧的奥运圣火,看到随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忘乎所以的欢呼和喜极而泣的感动,就像一股蓄势待发的暖流,在这一刻终于释放,喷涌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间——电视荧屏里那个端着相机驻足北京街头的晶报焦点新闻部摄影记者成江、高雷亦是如此。

  这一年,高雷是晶报采访奥运的30人团队中的一员。这是晶报成立以来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个报道团。此时的晶报,刚刚荣膺“全国十大创新都市报”称号,拥有员工200多人。那时候,初出象牙塔的高雷负责奥运场馆外围的街头随访。在北京意外邂逅的众多采访对象里,高雷对一对来自日本的老夫妻印象尤为深刻。“他们70岁左右,是奥运会忠实‘粉丝’,奥运会在全世界哪座城市举办他们就到那看奥运,连续几届都是如此。”2008年,老两口因追随奥运第一次来到北京,也第一次感受到了中国的开放和热情。

  改革开放春风化雨般改变着古老的中国,影响并惠及世界。北京奥运会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也让中国拥抱着世界。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的这一届惊艳全球的奥运会,成为许多人眼里中国改革开放最隆重的一场“成人礼”。经历奥运的中国人,以更加自信、开放、包容的姿态逐梦前行。而此后,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的成功举办,则让深圳与世界零距离。

  2009年7月12日,当深圳市政府代表团赴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市出席第25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闭幕式并接受大运会会旗时,世界大运会进入“深圳时间”。

  闭幕式上,来自深圳的深圳市高级中学艺术队登上大运会舞台,向世界展示了极具中国传统韵味和岭南文化的文艺表演。晶报视频部文案编辑蒋津津,对这支艺术队再熟悉不过。那一年,她是深圳市高级中学学生。令蒋津津意想不到的是,两年后的2011年夏季,结束高考的蒋津津凭借优秀的英语水平,被学校挑选为世界大会的志愿者,负责母校里运动员训练场馆的引导工作。

  “那时大家最开心的事,就是收集各国运动员赠送的徽章。”蒋津津饶有兴致地回忆说,每每运动员到学校训练,都会跟学生亲切招手交流,甚至会把别在手臂上的徽章摘下来送给志愿者留念,“我也收集了好几枚,到现在还珍藏着。”对于年轻的志愿者而言,那一枚枚形态各异、带着不同图案的徽章就是他们最好的工作奖赏,也是一份特别的回忆。

  大运会期间,152个国家和地区,近12000名运动员和教练员、代表团官员和裁判员参加了赛事活动。同时,大运会的举行还吸引了2.2万名赛事志愿者、2.5万名城市志愿者、100万名社会志愿者以及750个志愿者服务U站为大赛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

  在当时,一座只有二十多年历史的城市申办世界大运会,首次举办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放在参与竞争申办的城市群里似乎并不那么显眼。但正是因为深圳的年轻,所以也更具活力。大运会的举行,给深圳带来了许多变化,益发彰显这座改革之城的活力和风采——其中的一个城市细节就是,建市仅仅30多年的深圳,此时机动车保有总量已多达185万辆,并拥有全国最高的路面车辆密度,在交通保障方面面临不小的压力。大运会期间,深圳倡导市民自愿停驶以满足赛事交通保障需求,得到深圳市民积极响应,并从此养成“绿色出行”的习惯,开创了社会管理的新模式。

  “就是要到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现场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2012年12月7日,习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首次离京考察选择广东,选择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

  十八大,中外记者报名采访总人数达2732人。十八大大幕开启恰逢中国记者节,当天一千多名中国记者,和自己的外国同行,站在中国的心脏位置,以工作的姿势,庆祝自己的节日。晶报焦点新闻部主任陈晓航,当时也是采访十八大的深圳记者之一。会场上的一段奇遇,让他深深记住了这个难忘的记者节:在人民大会堂设在三楼的记者席上,一位站在他身后的香港大公报女记者,拿起望远镜“瞭望”主席台,陈晓航忍不住扫了她一眼,这一看他惊呆了:他竟然在这里,巧遇了自己断了二十多年音讯的中学老同学,没想到大家如今成了同行。

  十八大后习总书记的考察深圳之行,在全国迅速引发热烈反响,再闯深圳,再铸辉煌,成为许多大学毕业生心头的梦想。晶报文娱新闻部记者马丹昊,就是其中的一员。

  2013年,大学还未毕业的马丹昊,在向父亲吐露未来希望去深圳发展的那一刻,父亲的惊喜之情远超他的想象。他这才第一次知道,原来父亲早年曾南下闯特区,当过短短两个月的“92级深圳人”,后来因家庭原因才重回故乡,未想多年后,竟能通过自己的儿子再次连接起与深圳的缘分。

  2012年习总书记考察深圳时曾指出,“改革开放的决策是正确的,我们今后仍然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富国之路、富民之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有新开拓,要上新水平。”六年来,深圳牢记习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先行先试,勇挑重担,锐意改革,创新发展: 深圳在全国率先启动商事制度改革、推出《深圳市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方案(2013-2015年)》、深圳32个市直部门晒“权责清单、推动“强区放权”改革、罗湖开展城市更新工作改革试点、实施《深圳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方案(2016—2018年)》以及“五个行动计划”、强区放权改革、棚户区改造……2018年初,深圳提出要“深化营商环境改革,营造更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发展环境”,一系列营商环境改革措施随即推出。截至2018年10月底,深圳已注册商事主体307万户,其中企业194万户,商事主体的数量,创业的密度均居全国第一。

  民生方面,深圳市医药卫生改革不断推进,让“看病难、看病贵”得到有效缓解;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为孩子们入学读书提供更公平的机会、更优秀的平台;针对住房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创新设计多层次住房渠道,最大限度扩大受益人群……

  改革,源自体制机制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对广东创新发展寄予厚望。勇立改革开放潮头的特区人,这些年来持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政策、载体、技术、人才等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发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正以实干践行初心,全力交出排头兵的亮丽答卷,书写中国梦的崭新篇章。

  “深圳的自然环境空气质量相对良好,城市空间感足,各项产业链配套接近国际水准。”2015年12月,当海归博士周艳来到深圳这片年轻热土寻找创业希望时,他欣喜发现,刚来到深圳便在龙岗方便地找到了落脚地,手头研究的项目也很快获得深圳市科研项目资金的支持。

  像周艳这样选择深圳的海归人才并不少。在晶报政务融媒体运营中心7名有着海外留学经历的年轻员工中,26岁的林弋祺便是其中之一。

  2017年从悉尼大学毕业的林弋祺回国之后,留意到深圳报业集团的校招信息。学习金融专业的他,毫不犹豫选择了晶报政务融媒体运营中心相应的岗位,通过层层选拔,他终于在当年7月底,成为晶报大家庭的一员,开启了人生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跟国外相比,深圳的生活节奏更快更紧凑。”从校园到社会,从悉尼到深圳,角色和环境的变迁都让林弋祺有着深刻的感触。令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深圳的交通。打小住在深圳龙岗的林弋祺还记得,地铁还没开通的时候,从家到市中心要搭乘至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那时候发车时间还不稳定,等一趟公交车常常需要很长时间。”

  如今,林弋祺欣然发现,深圳的交通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不仅公交车班次更多了,发车时间更稳定了,四通八达的地铁更是节省了不少出门的时间。“深圳在不断提速。”林弋祺感慨道。

  2013年11月27日凌晨一点,伴随着发动机划破夜空的轰鸣声,深圳宝安机场T3航站楼迎来了第一批正式转场的大型客机,随着编号为B-6356、B6913、B2395的两架A321、一架A320飞机安全停靠在新航站楼机坪,深圳新航站楼67架飞机大转场的序幕掀开,也标志着新航站楼转场正式进入启动阶段。

  而就在3小时之前,晶报焦点新闻部记者罗俊杰亲眼目睹了最后一班降落在深圳机场老航站楼的飞机乘客出站的情景。这是一趟从合肥飞抵深圳的航班,飞机上满载172名乘客。他们的身影,与机组乘务人员、机场工作人员一起刻落在深圳机场转场的历史瞬间。

  2013年11月28日早晨7时53分,参与采访的罗俊杰走进新航站楼,“大、新、设施更先进了”,是他对新楼最直观的感受。深航ZH9853航班的飞机迎着雨后朝阳,从深圳机场一跑道腾空而起,飞向呼和浩特,标志着深圳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深圳机场也进入“大飞行区、大航站区”运营时代,变身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大型国际机场。五年来,这里迎送旅客超过2亿人次,客货运航线个城市,深圳人从家门口飞向世界变得更加方便。

  回首深圳特区初创,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深圳是个来了不想走的地方,因为很难出去;深圳是个走了不想来的地方,因为很难进来。这是当时深圳人对深圳对外交通不便状况的一种调侃:没有机场,坐飞机要颠簸4小时去广州。坐火车只有一条20世纪初修通的广九铁路,逢年过节火车票一票难求。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在特区建立之初困扰深圳的对外交通问题,相继取得突破。1991年10月,深圳黄田国际机场(后改名为宝安国际机场)正式通航,很快成为国内重要空港。2017年吞吐量4561万人次,在中国内地机场中排名第五。

  1996年,一条重要的铁路线在中国通车——京九铁路。这是继京广铁路之后,中国又一条纵贯南北的铁路大动脉。它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一项重大工程,同时也是迎接1997年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一盛事的重要工程。对深圳而言,京九铁路通车的意义可谓重大。它是深圳迎来的第一条铁路大动脉,大大缓解了深圳对外交通的紧张状况。同时,大京九把深圳与冀中平原、大别山、罗霄山和赣南粤北的崇山峻岭,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安麻城,到革命圣地井冈山,这一线革命老区和欠发达地区连为一体。

  当年9月1日下午4点15分,京九线次全程空调旅客列车从深圳火车站出发,2天后准点到达北京西站。据当时的深圳媒体报道,京九沿线人民欢欣鼓舞,沿途的山坡上、田埂间,经常都有许多农民在翘首看火车。各火车站彩旗招展,龙狮飞舞,鞭炮齐鸣。在井冈山火车站,一位腿脚已经不太方便的老大爷硬是让儿子把他背到火车站。他双手抚摸着列车车身,喃喃自语,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那天,河北衡水11岁的小学生节洪源迎来了新学期的开学。京九线是衡水开通的第一条国家干线铁路,自然在当地成了热门话题。“听大人们说,从此就可以坐火车去深圳、北京了,挺高兴的”,他说,但是忙于学业的他,那时候是没有时间坐火车外出的。当时的节洪源当然没有想到,12年后的2008年,他大学毕业后会乘坐火车沿着京九铁路南下深圳,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并于2010 年来到晶报,担任滚动新闻部编辑,成为一名特区媒体人。

  当时《深圳特区报》的评论文章说:京九铁路开通之后会“深圳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内地……数目会大大增加;连接多个海上出口,除了北端天津和南端的九龙外,还与上海港、连云港、汕头港、惠州港,最终通过平盐铁路,与中国四大深水中转良港之一盐田港直接相连,在这一区域形成一个鱼骨形陆上大通道……大京九的正式开通运营,将意味着深圳经济腹地的扩展,辐射能力的增强”。20多年之后,这些预言都变成了现实。依托铁路大动脉连接中国腹地,深圳港(其中主力是盐田港)吞吐量2017年位居世界第三。从深圳驶出的中欧班列一路北上,再沿着亚欧大陆桥向西行进,将中国制造源源不断送往欧洲市场。2018年广深港高铁的全线通车,使深圳成为国家高铁网络的重要枢纽—— 深圳,从“陆海空”全面走向全国,走向了世界。

  路途方便了,深圳与世界各地朋友的交往也越来越多。近年来,深圳大力发展友城关系、积极拓展友城网络、加强友城务实合作,国际友城“朋友圈”逐渐壮大,在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发展之路上越走越宽阔。截至2017年12月31日,深圳市共与55个国家的85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关系,其中包括22个友好城市和63个友好交流城市。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这句当年申办大运会的口号,如今已成为线

  早在2009年5月,备受关注的《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准,深圳将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等六个方面实现重点突破。《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准,标志着深圳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时任深圳市领导表示,深圳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特区内外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迫切需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推进改革开放,《总体方案》应运而生。

  说起“特区内外”,熟悉深圳的人或许都会首先想起那“一纸边防证,过关排长龙”的昔日情景——“二线关”是许多深圳人或多或少的回忆。

  深圳“二线”,是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月经国务院批准,深圳建立了一条长达84.6公里的边防巡逻道路,东起大鹏湾揹仔角,西至南头安乐村姑婆角,沿线米的铁丝网,先后开设南头、布吉、梅林等16个检查站作为人员和车辆出入关口,由武警边防部队驻守。“二线”与深圳和香港的边境线“一线”相呼应,“二线”以内是特区,也叫“关内”,以外则是非特区,叫“关外”。进入特区的人,必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通行证。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家人如果出差或旅游,只要去机场,必然经过同乐关。返程时,无论是坐公交车或长途车经过关卡,乘客都必须下车,凭边防证排队过关。”晶报焦点新闻部摄影记者赖犁,清晰地回想起童年时期的“过关”瞬间。

  赖犁口中的“边防证”,对许多早年到深圳打拼的人来说并不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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